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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靖州:诸葛亮七擒孟获处

 诸葛亮《出师表》提到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中四郡,是其接受刘备“托孤”后经略蜀汉的重要功绩。《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七擒孟获”,说的正是诸葛亮平定南中时发生的事情。关于七…

 诸葛亮《出师表》提到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中四郡,是其接受刘备“托孤”后经略蜀汉的重要功绩。《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七擒孟获”,说的正是诸葛亮平定南中时发生的事情。关于七擒孟获的地点,学术界权威观点认为在今云南境内。笔者多年潜心研究发现,“云南说”存在诸多疑点,同时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如果诸葛亮“七擒孟获”真有其事,其地点最大可能在湖南靖州。

“七擒孟获”在云南不靠谱

“云南说”权威资料最早见南明《滇南纪略》,其卷五《绩略》载:“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此后,研究“七擒孟获”的文章大多没有超出云南省范围,只是在进军路线和“五月渡泸”地点等枝节问题上存在争论,具体大致有“西路说”和“东路说”之争。“东路说”认为,诸葛亮从成都出发先南向入云南,再西向北转、经宝山、丽江折回四川,认为“五月渡泸”的“泸水”即四川与云南的分界河金沙江;“西路说”与之相反,认为是先西向入云南,再由北而南、由西而东,认为所渡“泸水”即金沙江支流雅砻江(一说怒江)。大多教科书(如重庆师范学院的《古代文学作品选》注释《出师表》)采纳了“东路说”。

对几成定论的“云南说”笔者却心存迷惑。在提出质疑之前,先耐心看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是怎么说的。

陈寿《三国志》所言的“南中四郡”即永昌郡(今云南西北部)、越嶲郡(今川南与滇北地区)、益州郡(今滇之东南至黔桂交界处)和牂牁郡(今黔南桂北地区至湘西南边境)。大致情形是:建兴元年(223年),益州大姓雍闿背叛西蜀投靠东吴,先杀死益州太守,又将继任太守缚与东吴。受其影响,越嶲郡太守高定元和牂牁郡太守朱褒亦反蜀割据;建兴三年三月诸葛亮率部南征,“五月渡泸”,秋八月平定全部四郡。出征路线:诸葛亮进攻越嶲郡,而令李恢绕道进军益州;李恢在昆明突围后“追奔逐北”,在“南至盘江,东接牂牁”的地方与诸葛亮部会合。但《三国志》没有提及“七擒孟获”。

据《三国志注》卷三十五,始提“七擒孟获”的是东晋习作齿著《汉晋春秋》。该书记载说“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七纵七擒”之后,孟获心悦诚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随后将孟获派往“滇池”(即益州),并以“渠帅”用之。为什么要如此优待孟获,《汉晋春秋》说,诸葛亮认为南中与蜀中相距遥远,直接管辖存在“三不易”即诸多不便,且难以服众,而重用孟获,让其协助管理南中,有利于长治久安。

同时于东晋成书的《华阳国志》也记载了“七擒孟获”的事情,其卷四《南中志》说:“亮南征,由水路自安上入越嶲,别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卑水”一战,诸葛亮杀高定元,此时“马忠破牂柯,李恢困於南中”:“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后“七虏七赦”;平定南中后迁“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包括孟氏家族)于蜀中,并让孟获做了“御史中臣”(相当于国家监察部副部长)。

南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注引了《汉晋春秋》的说法,而没有引用《华阳国志》的说法。《三国志注》卷三十五还指出:诸葛亮“五月渡泸”的“泸水”即《汉书·地理志》所指的“泸惟水”,地点在“牂牁郡句町县”。

对照《华阳国志》和《三国志注》不难发现,二者对诸葛南征路线及“七擒孟获”之事有重大出入:《华阳国志》说南征兵分三路,诸葛亮本人没有涉足牂牁郡,其“七擒孟获”地点在益州;《三国志注》说诸葛亮七摛孟获地点在牂牁郡而非益州郡。二者对孟获身份和去向说法也不同:《华阳国志》说其是益州人,是雍闿的追随者,后至朝庭为官;《三国志注》等只说他为南中“夷治所服”,后在南中为官。

 “云南说”显然是沿袭了《华阳国志》的说法。对照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综合分析,我们发现“云南说”存在如下疑点:

其一,《滇南纪略》所载“七擒孟获”的七处地点处处有脚落似无懈可击,而恰恰因为它的“无懈可击”让人生疑:且不说事隔千年要厘清七处地点如何之难,也不说七处地点大多缺少相应的遗址遗物,仅“七擒孟获”的“七”字就有待商榷——“七”是古人特定记时常数,如“一七(七天)”、“二七(十四天)”……而“七七”为“极限”数,所以“七”常作概数表示“多次”。“七擒孟获”理解为“多次擒获孟获”可能更准确,因为要“捉住七次又放走七次”实在有些离奇。再者《滇南纪略》所言七处地点也超出了益州郡范围,既然可以不局限于益州郡,为什么孟获就逃不出后人所界定的云南省域呢?

其二,说诸葛亮“五月渡泸”的“泸水”是金沙江或其支流雅砻江,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渡”的金沙江,不符诸葛亮“深入不毛”的语意,据《辞源》解释“不毛”是指人迹稀少或边域荒凉之地,而三国时金沙江南岸之益州乃膏腴之地。如果“渡”的是雅砻江,时间不对,兵贵神速,不可能行军两个多月尚未进入战区。对于这一点,已有学术前辈提出过同样质疑。

其三,《三国志》明白说到,李恢与诸葛亮会合时,已将敌方(可能就是孟获)追击到了“南至盘江(即“南盘江”),东接牂牁”的地方,即今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据此理解,诸葛亮所渡“泸水”不应该在四川或云南境内。这样,不管是“东路说”还是“西路说”,其行军路线的方位及时间与之都不合。另《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水)载:“诸葛亮入南,战于盘(江)东”,进一步印证了“五月渡泸”地点在云南以东地区,印证了《三国志注》所指“泸水”在“牂牁郡句町县”的可靠。与《三国志》及《三国志注》背道而驰,这是“云南说”的一大“硬伤”。

   历来研究三国史,学术界以《三国志》、《三国志注》为正史,以《华阳国志》为野史,而在诸葛南征问题上却一反常态以《华阳国志》为至尊,而对《三国志》和《三国志注》视而不见,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七擒孟获”在湖南靖州顺理成章

我们提出“七擒孟获”在湖南靖州有四大证据或理由:

第一,以靖州县为中心的湘黔桂三省边境区域存在大量诸葛亮南征相关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并构成一个独立的“南征文化圈”。以《太平寰宇记》及《靖州志》为据,靖州县境内就有诸葛营、诸葛桥、诸葛井、武侯祠、武圣庙、武圣殿、诸葛亮点将台、诸葛溪、诸葛村、营盘山、营盘团(地名)、营盘寨等15处遗址、遗迹;民间传说靖州飞山之上的“金坑洞”和“银坑洞”(即今“莲花洞”和白云洞)为诸葛亮活捉孟获处,洞壁上遗有“孟获天书”。初步统计,整个靖州“文化圈”十余县市(包括广西的龙胜、三江,贵州的榕江、黎平、锦屏,湖南的通道、城步、绥宁、会同、黔阳等),共有诸葛井16处、诸葛营34处,诸葛桥11处,武侯祠、武侯庙8处,以“诸葛”或“孔明”命名的“山”、“洞”、“溪”、“塘”、“寨”、“村”等21处,传说中的“擒孟”地点5处;发现“诸葛行军鼓”1只。其中如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诸葛行军鼓”的发现。清《直隶靖州志》卷二十载;“诸葛亮南征于此,(后人)建武侯祠。乾隆十九年(1754年),通道土人掘得铜鼓一面,内注‘大汉诸葛武侯’六字”;并称此为诸葛亮过境靖州之“考古一大验也”。另据《怀化地区·总述》载:通道出土的这面行军鼓“套入水中击之,声闻百里”,说明它不是赝品。

二是三江县“葛亮城”(诸葛营),“葛亮井”(井壁刻有诸葛亮与孟获像)等遗址的发现。报《柳州晚报》,三江系列遗址经广西有关部门考证,确定为“三国古遗址”。

三是靖州“文化圈”大多遗址有权威方志史书记载。如传说中的黔阳托口“卧龙岩”诸葛屯兵洞穴遗址,远在南北朝的《舆地志》就有记载。榕江县城东的“诸葛擒蛮洞”,明万历《贵州通志》有详细记载。城步县的“诸葛古城”,《湖南省志》依据《读史方舆纪要》明确说:“蜀建兴三年诸葛南征经此所住,原为土城名曰‘南城’,明代以后改为县治地”。等等,不一一明细。

第二,“七擒孟获”在靖州符合《三国志注》所指的诸葛亮进军方向,按其指引方向顺藤摸瓜,发现其进军路线正好与靖州“南征文化圈”对接。《三国志注》引注《汉书》所说,诸葛“五月渡泸”之处在“牂牁郡句町县”。古句町县在哪里?《汉书·地理志》原文是这样说的:“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句町县内)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这说明载有“泸惟水”的句町县东界增食县——核查古今地名资料,三国时的增食县在今广西百色与南宁之间。句町县当在今百色市西部。诸葛亮“渡泸”后进军何处?我们深入田野调查发现,从云桂边境起步,沿右江河经百色至南宁隆安,再经上林、来宾至柳州,直到毗邻湘黔边境的三江县,明显存在一条诸葛南征“进军线路”,即沿“线”多有诸葛井、诸葛营、诸葛桥等遗迹和民间传说。毗邻南宁市的平果县《县志》转旧志载:“蜀建兴三年,蜀相孔明南征至平果,在城关乡驮秀屯立孔明碑(已毁),在对河隆安县塘念、塘色、塘凶、西安等处凿井(后人称孔明井) ”。《县志》言之凿凿不可不信。诸葛亮南征深入广西腹地后不可能逆转,从此北上通往三江县合情合理。而广西三江已属于靖州“南征文化圈”,“线”与“圈”完美对接。

第三,《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到九十回所述诸葛亮“七擒孟获”途中的所见所闻,与靖州“文化圈”的地理风物吻合。在诸葛亮出征第一站就提到“东西两路,却通五溪”,而历史上的“五溪”是湘西沅水中上游地区的专有地名。又如说诸葛亮祀求“马援庙”;据《靖州志》转引《名胜志》载,靖州历史上就有马援庙。又如说诸葛亮求教老者“口含一叶可防瘴气”;会同、靖州一带至今保持“含叶(土名“甜茶叶”)治瘴疠”的传统。又如说闺中女子溪中洗澡与男子“混淆”而“父母不禁”,这是湘西苗族传统婚俗的真实写照。又如说“藤甲兵”,从民俗学考察所用“藤甲”当为桐油涂制,而湘西历来盛产桐油、并有用桐油涂制器具的统传。再如说孟获老家在“银坑洞”,“洞外有三江”;靖州飞山正好有个“银坑洞”,靖州外围正好有个三江县。尤其所述“银坑洞”详情与靖州及其周边实况惊人吻合:所说广义“银坑洞”方圆数百里,物产丰富,西边有“盐井”,靖州“文化圈”外加舞水流域一部分与之相当,此区域西边历史上设置过“盐泉县”(《怀化地区志·上册》第160页),说明其地确有“盐井”;所指狭义“银坑洞”即“银坑山”自然溶洞,说此山“置宫殿楼台”,并有“蛮王洞”和“祖庙”,“外乡人常来祭之”,这和靖州飞山的地貌景观及人文景观惊人一致。有如此多的“吻合”就不会是“巧合”,说明《三国演义》所指“银坑山”就是靖州的飞山。这也说明飞山文化源远流长,“孟获天书”并非空穴来风。
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将“银坑洞”、“三江”、“五溪”地名及相关人文地貌放置云南地域来写的,但在云南及云黔桂边境又找不到对应的地名和对应的人文风物。只能这样理解:罗贯中是搜集和参考过大量有价值的相关历史资料的,但受“云南说”的影响或对古郡县地理位置判断不准而造成“乱点鸳鸯”。如果是这样,《三国演义》的相关描述依然是本文所需的重要证据,因为特定的人文风物尤其是地貌特征具有唯一性。

第四,更多证据表明,靖州一带极有可能是孟获的故居地。对于孟获,有些学者怀疑历史上真有其人,说其是虚构人物。笔者是相信真有其人的,因为《华阳国志》和《汉晋春秋》同时有记载,而且《三国志注》及后来的权威史书《资治通鉴》(卷七十)亦认可孟获的存在。否认孟获的存在实际是对“云南说”的否定,因为“云南说”说孟获是“益州人”却在益州郡找不到相印证据。我们说孟获出自靖州,除了《三国演义》有关“银坑洞”的描述,还有三点证据:其一,靖州“文化圈”有着深厚的“孟公”文化沉淀:最突出的事象是境内遍布孟公庙。《龙胜县志》记载,“孟公庙多设于山坳;庙内立木雕神像,红脸,赤膊,手持斧头;进山伐木、烧炭者必烧香敬祭”。据此标准,笔者在靖州“文化圈”发现孟公庙44座,其中靖州县5座,会同9座。“圈”内还有多处“孟公”古地名,如会同县有“孟公山(又名“孟营山”),龙胜县有“孟公坳”。据民俗专家李新吾《梅山蚩尤》,湘西及湘中地区盛行千百年的“梅山教”所敬祀的祖师爷也是“孟公”,并明确此“孟公”就是孟获。除了孟公,靖州、城步等地亦重视敬“孟婆”即孟获的老婆,传说孟婆是当地“油茶之母”。而龙胜县许多村寨“祭孟婆”更重于“祭孟公”,理由是孟公长年出征不管家。其二,有孟获出自靖州“文化圈”的直接证据:据会同县连山中学毛成舟老师调查介绍,靖州县太阳坪乡境内有传统中的“孟获墓”和“孟获屋场”;更有口碑证实,会同县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县城郊区挖出一座大型古墓,有人将古墓发现情况向郭沫若汇报,郭老认为“与孟获家族有关”,可惜因“文革”动乱文物被毁;榕江苗族却说孟获出生在当地崇义乡苗寨,孟获是个“苗王”,本名叫“莫薅”(“莫”是人名,“薅”为“雷公”,意为武艺高强,天下无敌),译成汉语即“孟获”。其三,因靖州“文化圈”地处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四面被南岭、雪峰及武陵三大山脉环围、阻隔,从战国至宋初的千多年,这里一直处于国与国或州与州、郡与郡的交接地带,“虽有国而不宾,虽有法而不治”,曾多次“起事”,是货真价实的“南蛮首府”。唐末著名的“十峒苗王”杨再思就出自靖州。孟获出自其间顺理成章,孟获在其老家被诸葛亮擒获亦顺理成章。

以上四个方面已构成完整证据链。靖州这样一个远离蜀中的地方,存在如此丰厚的诸葛南征与孟获文化遗迹,并构成独立、特有的“文化圈”,如果说它不是“七擒孟获”的真迹地,反倒难以作出合理解释。

有必要说清楚的是:本文所列证据涉及湘黔桂边境十余县市,“七擒孟获”不可能都发生在靖州县境,之所以以“靖州”冠名,主要考虑到靖州县处于该区域的中心,而且种种迹象表明靖州飞山可能是“七擒孟获”的“终点站”;再者历史上的靖州作为“州”包括其他大部分县份,突出“靖州”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七擒孟获”在靖州释疑

“七擒孟获”在靖州这个题目,笔者有过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和思考。其间,好些学术界朋友提出过疑问:为什么千百年来学术界重视“云南说”而没有人“点”到湖南靖州?说诸葛南征穿越广西腹地,广西三国时地属东吴,借道他国去打仗可能吗?再者所列“诸葛井”、“武侯祠”等古迹并非靖州“文化圈”独有,而是遍布大西南甚至更广。这三个问题,是笔者躲不过的“三道坎”。

为什么学术界总是徘徊于云南而不关注湖南靖州呢?原因之一是《华阳国志》的误导,因为它已将“擒孟”之事固定在益州郡。之二,因缺少精准的古代郡县地理资料,包括靖州在内的湘黔桂边境地区被大多研究者排除在西蜀版图之外。《三国志》中没有地理志,《汉书》地理志又过于简略,加上靖州属于西蜀牂牁郡与东吴武陵、郁林郡的“插花”地带,容易造成错位或被忽略。我们所见到的近代以来研究蜀史的专著和论文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如重庆师范大学译注《华阳国志》绘制的《南中志地形总图》,就将湖南西南部整体排除于蜀国版图;甚至有论文(2002年第4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载白翠琴文章)称蜀国地盘限于“陕西南部、四川、云南及贵州西部”,连贵州东部都不属蜀——其实据《汉书·地理志》所及牂牁郡水系可以判断,湖南西南部是属于牂牁郡的;明代《靖州志》及后来的《怀化地区志》亦明确记载,靖州属于牂牁郡夜郎县域——如此而己,研究者自然不会关注靖州。原因之三,历来相关研究者多为四川、云南人,而靖州本土不注重此类研究。太阳坪“孟获墓”、“孟获屋场”传说未引起重视就很能说明问题;更有甚者,当地某些“骚人”将弥足珍贵“银坑洞”改名成了“白云洞”(好在后来的《靖州志》记录“白云洞”时同时记录了“银簸箕” 与“金糠筛”的传说,这才得以印证“银坑洞”之名是其正宗)。

诸葛亮南征过境古属吴国的广西,亦在情理之中。因为据《三国志·后主传》载,南中四郡出现判乱后,诸葛亮不是急于出兵,而是派尚书邓芝与东吴“和亲结盟”,争取孙权的支持。现代社会中国公安武装通过外交尚可进入老挝、泰国所在湄公河流域执法,古代“称兄道弟”的吴蜀之间为何不可“借道”。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绕道广西呢?我们田野调查时发现,诸葛亮所经广西路线多是水路,可通航,比穿越贵州山区大可缩短行军时日。除此可能还另有原因:明代有研究者称“将军李恢带兵东路至戎州,走古僰道,入乌撒,至靖州”(尹明举《大理古佚书钞》25页),这说明诸葛亮和李恢对孟获采取了“两路合围”的策略。

这也可佐证上一个问题,至少在明代以前,有学者是关注靖州的,也认可靖州是属于西蜀版图的。

关于各地都有“武侯祠”、“诸葛井”等遗迹问题,要具体分析,综合考虑。“武侯祠”及“武侯庙”之类属祭祀类建筑,诸葛亮恩德所及之地都可能建,如全国两座最大武侯祠就在成都和诸葛故里河南南阳。笔者考察发现,大西南少见的“诸葛井”和河南一带“砖壁内圆,上覆下宽,石瓮其口”的传统水井形神一致,由此推测大概是诸葛亮最早将这种井引入南方,故后人称它为“诸葛井”。南方“诸葛井”一般出现在缺少饮用水源、且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集镇。而靖州“文化圈”历史上处境封闭,又多有山泉,其诸葛井的密集分布不会是自然传播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诸葛亮“攻心为上”留下的“形象工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靖州“文化圈”内分布着大量“诸葛桥”、“诸葛营”、“诸葛洞”、“营盘山”乃至“(诸葛)洗马潭”(在黔阳)、“(诸葛)养马冲”(在绥宁)等军旅遗迹与传说。正是这些特色遗迹文化和“诸葛行军鼓”一道,构成了诸葛亮南征于靖州的证据链。

“七擒孟获”在靖州毕竟是一个新说,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现有证据表明,湖南靖州最有可能是孟获故里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真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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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阳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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